泰国拟在华设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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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其中之一是设立“文化中心”，以推动双方文化交流。目前，泰国文化部正筹备在华设立首个泰国文化中心，并于2021年9月1日同朱拉隆功大学泰国研究院共同主办“在华设立泰国文化中心（线上）研讨会”。

泰国文化部部长易提蓬·坤本以“泰中文化合作”为主题发表致辞。他说，泰中友好源远流长，两国政府部门间签署有多份文化合作协定，而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日。

文化部已在拟定新的行动计划，并提出合作期限延长为4年，即自2022年至2025年，以支持2025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举办系列活动，以及在双方互设文化中心合作框架下开展系列活动内容，加强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

易提蓬·坤本说，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于2012年正式揭牌，坐落在泰国曼谷辉广区天龙密路，并常态化、不间断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并取得了积极成果。目前，泰国文化部拟将在华设立文化中心，并受命朱拉隆功大学泰国研究院制定落实方案。初步选址在北京，具体方位待确定。

“如今，文化在推动创意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两国通过传统和现代形式持续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包括艺术表演、影视交流、博物馆、考古、佛教、语言交流、当代艺术展等。在华设立文化中心，符合国家20年发展战略规划重视加强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政策，以及文化部推动创意文化政策以增加经济附加值。”易提蓬·坤本补充说道。

文化中心助力中泰关系发展

泰国是中国开展文化和旅游交流与合作最活跃最频繁的国家之一。2022年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要迎来十周年，是开拓和开创的新的起点。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常禹萌围绕中国文化中心对于增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表示，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建成的第一个、也是占地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化中心。2012年11月21日，在两国政府总理的见证下揭牌成立，这在当时的历史节点上，把中泰文化交流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现在我们说中泰关系全方位发展，经济有双边的贸易数字、政治有彼此的战略互信，而两国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立文化中心当然也是两国关系中文化合作的成功和标志。

其次，中国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的出发点，就是要为所在国的人民了解中国和文化提供方便。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自成立以来，努力践行自己的宗旨、发挥自己的职能。但这个平台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中心要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必须要了解泰国的社会和文化，用泰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介绍中国，才能有效率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曼谷中国文化中心还是一个枢纽。曼谷中国文化设施是比较齐全的，可以通过“请进来”为泰国人民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但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心还倡导“走出去”，走入泰国不同的城市、走入社区、走入学校，因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才能与泰国社会产生有效的链接，推动中泰文化交流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常禹萌文化参赞还强调，要让文化中心不止是一个有固定地址的建筑，更应该与当地机构开展合作，融入到泰国人民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的场景中的，成为流动的文化中心，这样才能让交流更加深入、让传播更加有效。

文化中心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建设性建议

常禹萌文化参赞表示，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坐标、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文化中心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中谋求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文化的力量，更充分地发挥文化中心的平台优势。

面向未来，我想：首先，要持续扩大影响力。文化中心的持续发展建设，离不开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这样才能更好的聚集资源。健康的、可持续的友好双边关系，一定不能少了彼此理解、欣赏、充满活力的文化关系，可以积极抓住有力的契机让文化中心融入国家文化外交工作的大局中，在双边关系的重要时刻，发挥独特作用、展现特有的魅力，通过高层的引领扩大文化中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其次，要有海纳百川的格局。中国人常说文化如水，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就应该是一片海洋，一方面文化中心展示和传播的文化不应该是狭义的，而应该广义的，中心要不仅能够通过具体的演出、舞蹈、展览、文学这样的载体去表达，更应该是一个能够全方位展示、推介国家软实力的载体的平台。

另一方面，中泰两国文化中心虽然是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协同外交部门来负责具体的筹建和运营工作，但中心的资源和作用却不是仅仅属于某个部门的，而是属于国家的，文化中心的内核是一个国家的中心，要有海纳百川的格局，服务于国家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发展的需要和对外工作需要。

第三、要顺应潮流，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现如今民意基础已经打破了传统意义，新技术的发展，让我们传播方式、民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体验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重视互联网民意，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要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创新工作的模式、文化表达的方式、创新信息传播的方式，才能更好的去推动“民心相通”。因此，文化中心需要具备自我更新和开拓创新的能力，要结合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