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耕耘终不悔 我心安处是暹罗 ——专访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段立生

【 东博社记者/黎敏】年近80岁的段立生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是中国公派赴泰教学第一人，更是泰语及泰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大家。半生耕耘，段立生在泰语、泰史研究与教学的天地里诲人不倦；荣归故里，如今担任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段立生，依然在推动中泰人文交流中孜孜不怠。

歪打正着选专业，赴泰研学新发现

        1962年，段立生以云南高考状元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因为路不通、没有火车，从云南昆明到北京，段立生走了整整7天，他笑言像进京赶考一样。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大学的段立生，填报专业时却犯了难，“其实我是奔着季羡林先生去的，我喜欢研究印度文化、历史，我想跟他学习梵文，但那一年梵文在国家计划里没有招生。”段立生说。那该选个什么专业好呢?

        “当时我们对泰语其实都不太了解，结果我去看画报，画报上有一个泰国女孩在跳舞，穿着的服装跟印度人有些相似，我一想那就学泰语吧。”段立生说，“就这样，决定了我一辈子从事泰语、泰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1980年，36岁的段立生考上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3年后毕业留校任教。1984～1985年，作为中国公派泰国教学第一人，段立生应邀在泰国清迈大学讲学，并于1994年起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担任教授。

        这两段在泰国工作生活的经历，让段立生能够结合实地考察与古代文献来研究泰国历史。除去在泰教学的时间，段立生还到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回到中山大学任教，但无论到哪儿，他始终都离不开使用了大半辈子的泰语。

影响至深的两个人

        从歪打正着选了泰语专业，到成为泰国历史研究一代名家，这些年来，段立生认为有两个人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其中一位是季羡林先生，另一位则是泰国侨领郑午楼。

        1984年，赴泰讲学的段立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另一位对他影响颇深的人，那就是泰国侨领郑午楼。郑午楼是当时泰国的首富，在曼谷创办了京华银行，青年时便任泰国报德善堂的董事长，精通中、英、泰语，善书法，在泰国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

        “当时中泰两国基本还没有人员往来，但我看见街上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人的题字，写得非常好，签名是‘郑午楼’，我便很想见见他。”段立生说，经报社的朋友介绍，他在泰国京华银行的总部大楼初次见到了郑午楼。

        后来，段立生于1987～1992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几经辗转，当他再次回到泰国时，两人在一次活动中再次相聚。郑午楼力邀段立生到自己创办的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任教，段立生欣然应允，而这一呆就是8年。

        “郑午楼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他让我看到华人华侨在泰国非常了不起，为泰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于是，我决定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泰国华人问题。”段立生说，“可以说季羡林和郑午楼先生对我这一辈子安心下来做泰国研究至关重要。”

小细节看中泰两国关系的大发展

        如今，通过在泰华文媒体、各类社交平台、热播的中泰影视剧，甚至是火热的出境游，中泰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已变得稀松平常。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泰华人华侨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了更多认同。

        中泰建交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泰国的中文教育也迎来新的生机。不仅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中文教学大受欢迎，孔子学院也在泰国有了很好的发展。据悉，仅2006年一年便有10所孔子学院在泰国落地，此后又陆续增设6所，截至2020年12月，全泰国共有16所孔子学院、11个孔子课堂，是东盟国家中孔子学院最多的。

        段立生认为，在推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孔子学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是交流的纽带，不应该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

衣锦还乡，继续推动中泰两国人文交流

        2004年，从中山大学退休后的段立生回到家乡昆明，继续发挥自己的光与热。他受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的邀请，担任了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聘为客座教授。

        多年来，段立生笔不耕辍，写下《泰国史散论》《泰国文化艺术史》《泰国通史》《柬埔寨通史》等著作，并为推动中泰两国语言教育、人文交流积极牵线搭桥。